一个简单的直觉就是，自2005年7月启动汇改以来，人民币一直保持着稳健升值的步伐，但同期中国出口依旧是红红火火，似乎与理论相去甚远。很多数据也给这种直觉提供了支撑，根据上月22日央行发布的《2007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去年全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了6.9％，同期出口增长25.7％，进口增长20.8％，贸易顺差较前年增加了847亿美元。你看，人民币升值并没有对中国出口形成有效制约，以至于贸易顺差持续扩大。而且从最新数据的纵向对比来看，这种悖论更加匪夷所思，今年1月人民币对美元加速升值，单月升了1.566％，而同期中国出口增速也从2007年12月的21.7％上升至1月的26.7％，大大出乎意料。

    “铁一般的事实是不会给金子般的幻想让位的”，中国出口就像一匹疯狂野马，完全挣脱了理论桎梏，豪放不羁地奔驰于国际市场。该如何解释这种“中国特色”的理论偏离呢？实际上，强调中国出口和人民币升值各自趋势的独立性和内生性等于虚晃一枪似的回避了这个问题，从出口和汇率两者之间的纽带联系出发，我们似乎可以找到一些残断的思绪。

    第一，从出口结构看，悖论中也藏匿着些许理论碎片。由于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密切联系，人民币汇率升值和美元贬值有点像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所以在美元对大多数币种全面贬值的背景下，人民币升值大论调中的结构因素就异常耐人寻味了。人民币在对美元升值的同时，对欧元和英镑却在贬值，鉴于中国出口结构中美国相对地位的有所下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所带来的出口抑制一定程度上被对欧元和英镑贬值所带来的出口刺激所抵消。从今年1月的中国出口结构看，中国对美出口环比下降，对英出口环比上升，与汇率结构相结合，实际上在局部并没有偏离经典理论。

    第二，从出口供需看，出口与汇率的联系路径并不单一。经典理论从需求角度强调了出口和汇率相互联系中的货币效应，由于美元相对人民币的货币价值下降，所以美国消费者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受到了些许打击。实际这并非唯一的路径，作为人民币升值的另一面，美元贬值也降低了美国消费者的财富水平，而这种财富效应使得消费者需求向低端商品倾斜，给中国廉价出口商品带来了更多商机。华尔街不正流行这样一句话吗：“好吧，我们买不起房子、车子，但我们可以买更多别的，比如中国衣服”。而且，只强调需求未免有失偏颇，从供给一面看，人民币升值对出口而言并非全然只有挑战，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生存压力迫使出口企业从价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这实际上间接提高了中国商品的核心价值和长期竞争力，为出口长期增长提供了助力。而且人民币升值也相应使中国出口企业增强了在国际市场的议价能力，出口价格上调的趋势也给中国舶来品突破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设立的反倾销壁垒提供了帮助。

    第三，从出口方式看，出口的汇率敏感性不尽相同。就理论和实践而言，贸易链条越长，其中一个环节的汇率敏感性就越低。中国出口方式的很大一部分是加工贸易，这限制了整体贸易的汇率敏感性。此外，由于名义工资在短期内具有刚性且中国劳动力市场富裕，所以中国出口企业的工资成本受汇率影响较小，对于进料加工出口和来料加工出口而言，虽然人民币升值缩小了盈利空间，但这种负面影响可以部分通过扩大出口量来缓解，这某种程度上也加大了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倾向。

    第四，一些特殊因素可能扭曲了汇率与出口的关系。目前为止，人民币升值和中国出口大幅增长的并存只是一种来自于名义数据的判断，实际上人民币汇率失调对出口的真实影响更值得深入考究。汇率失调描述的是名义汇率对均衡汇率的偏离，均衡汇率则是反映一国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同时实现时的实际汇率水平。从中国2007年11.4％的实际GDP增速、资产市场的价值增值和利率的不断上升来看，人民币均衡汇率很可能在过去一年里持续上升，而同期人民币汇率失调的改善幅度则可能比名义汇率升值的幅度要小，这至少意味着真实汇率要素对中国出口的抑制作用并没有估计的那么大。而且，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中国市场机遇凸现的背景下，各种国际游资对中国市场多渠道的渗透有可能影响了中国出口数值的真实度。这两种特殊因素也许起到了扭曲出口和汇率关系的潜在作用。

    这种中国特色的存在，意味着人民币未来可能的更大幅度升值也许并不会给中国出口带来过大打击，而鉴于美国经济衰退在长期中可能性较小，我们似乎有理由减轻对中国出口在次贷风波后的过多担忧。就像英国政论诗人弥尔顿在1644年所说的：“理论就像是河流，如果它不是源流不断的话，就会变成令人作呕的由一致和传统所构成的泥潭”，如果我们从怀疑经典理论开始，重新审视出口与汇率的关系，也许能够得到一个略显肯定的结果，那就是中国出口可能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如姚明脚踝般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