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的外贸、外资在2007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呈现在2008年面前的并非坦途。无论是潜在的国际市场风险、如影随形的贸易摩擦和国际压力，还是中国自身结构调整的迫切，都对2008年的外贸、外资发展提出更高要求。

    外贸结构开始改善

    在刚刚过去的2007年，中国外贸继续保持着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在2007年的前11个月，出口贸易虽然受到突如其来的产品质量风波影响，人民币汇率的持续升值也令部分出口产业和出口企业不堪重负，出口额仍达到11036.04亿美元，同比增长26.1%；进口8654.83亿美元，同比增长20.5%；顺差2381.21亿美元，已超过2006年全年贸易顺差，同比增长52.2%。

    而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改善贸易结构、提高对外贸易效益是中国对外贸易和贸易政策发展的主旋律。在2007年除扩大进口外，“减顺差”的重心落到了减少出口激励政策上，特别是削减乃至取消对高能耗、高污染、低增值、低技术产业的出口激励。通过在2007年连续实施的调低出口退税、调整出口暂定税率、紧缩加工贸易等政策，中国外贸结构开始有所改善。

    首先，机电产品出口增幅继续高于出口总额增幅，初级产品进口增幅继续高于进口总额和工业制成品进口增幅，这表明中国在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工业国地位日益巩固，且出口商品结构趋向提升。

    其次，一般贸易进出口和出口增幅超过贸易总额、出口总额增幅，表明一般贸易在中国外贸中的地位有所提升。

    近十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分别占据中国外贸，特别是中国出口的半壁江山以上。尽管这一特点推动中国外贸在短期内突飞猛进，但其后果是导致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实际收获的利润非常微薄，实际的利润则流入西方品牌商、销售商手中。

    而且，加工贸易和外资企业主导两大特点又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外资企业把持了中国的加工贸易，内资企业参与机会少，越是高端产品这种现象越严重。只要外资企业主导的格局不改变，无论中国的加工贸易升级取得了多少纸面上的成就，中国实际获得的收益都不会增加多少。

    以笔记本电脑为例，2006年中国大陆出口笔记本5198.78万部，金额达385亿2187万美元，是全世界笔记本电脑生产和出口的头号大国。但其中加工贸易、外资企业占绝大多数，按数量计算，加工贸易出口占99.67%；按价值计算，加工贸易出口占99.73%；而外商独资企业占笔记本电脑出口总量的99.7%，占笔记本电脑出口总额99.8%。在这数百亿美元出口额中真正的内地增值部分则微乎其微。如，苏州名硕电脑有限公司2006年加工贸易出口总额29.38亿美元，但其中配套的内地生产原料仅880万美元，仅占出口总额的0.3%，且大多为技术含量甚低的辅料。

    因此，对中国而言，一般贸易增长更快、一般贸易在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上升，则意味着对外贸易效益提升。2007年1～11月，中国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29.0%，增幅比进出口总额增幅高5.4个百分点；一般贸易出口增长30.2%，高于出口总额增幅4.1个百分点。这是一个良好的发展趋势。

    第三，令人欣慰的是，中国主要出口制成品出口单价全面提升。

    2007年，中国出口商品价格大面积显著提升。比如，2007年1～11月，彩电出口单价上涨82.04%，摩托车及有动力装置的脚踏车出口单价上涨12.25%，自行车出口单价上涨8.42%，手表出口单价上涨37.31%，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出口单价上涨31.93%，电动机和发电机出口单价上涨18.02%。

    究其原因，其中有美元贬值和世界性通货膨胀影响，还有国际游资在人民币升值和中国资产市场高收益预期驱动下通过高报出口价格内流等因素，但是，中国出口商品单价大面积显著提升，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出口商品结构提升和中国企业议价能力增强所致。

    对此，一些西方人会将其视为“中国输出通胀论”的论据。但应看到中国出口已为西方带来了长达十多年的“无通胀经济增长”，且中国出口企业长期仅仅获取非常微薄的利润，以保持中国出口商品的低价的做法并不正确。中国制造上应从国际分工体系中获取更合理份额的收益。

    国际市场风险迫近

    2008年的中国外贸面临着来自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

    就近期而言，2008年最大的潜在风险莫过于美国等主要出口市场和世界经济萧条。由于次贷危机影响逐步深化和扩散，美国经济增长失速的风险已大幅度提高。而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核心枢纽地位，危机的影响还在向四面八方扩散。

    中国大陆外贸高度集中于西方国家和周边经济体，出口对欧美市场的依存度更高。2007年1～10月中国大陆前三名的贸易伙伴依次为欧盟、美国和日本，合计占此期间中国大陆外贸额的41.3%；出口市场前四名依次为欧盟、美国、香港特区和日本，合计占此期间中国大陆出口总额的62.9%。同时，香港特区、美国、欧盟也是2007年1～10月中国大陆贸易顺差前三位来源地。考虑到对第五大贸易伙伴香港特区的贸易有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是对美欧的转口贸易，西方国家市场对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作用比账面统计数据更大，其经济衰退对中国外贸乃至整个经济增长的潜在威胁也就可想而知了。

    从中长期来看，中国外贸还需继续应对外来压力和干扰，并加快推进自身发展模式的转变。从贸易争端、贸易差额之争到“中国输出通胀论”，外界的压力无时不在干扰着中国外贸的发展。

    中国还未成为世界头号贸易大国和出口大国，但从1995年开始就稳居世界反倾销头号目标国的“宝座”长达十多年，是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头号受害者；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在西方一些人笔下，中国似乎应当为从金属制作的下水道井盖失窃到美欧贸易逆差、通货膨胀压力上升等一切坏事负责。2007年突如其来的产品质量风波更是给“中国制造”泼上了一头污水。由于2008年美国全面进入总统大选期，预计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声浪将进一步上升。

    就自身而言，中国外贸也需进一步提升商品结构，改善中国在国际分工格局和国际贸易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并稳步改变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靠外需的发展模式，转向更依靠内需的发展模式。

    引资更注重“规范”、“提高”

    2007年1～11月，中国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4419家，同比下降7.02%；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16.74亿美元，同比增长13.66%。在总量继续增长的同时，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方式也在翻新，正在越来越多地转向并购投资。

    在数字继续保持增长的背后，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外资政策的主旋律除了“发展”之外，越来越多地增加了“规范”和“提高”的音符。

    在2007年“两会”期间，中国最高立法机关通过了实现“两税合一”的《企业所得税法》，新版本《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也于2007年11月发布，并从当年的12月1日开始实施，中国旨在提高利用外资效益的努力方向日趋清晰。与此同时，新《劳动合同法》制定颁布、环保和安全生产新法规连续问世且执行力度空前加大，这些都推动着中国引进外资工作向着规范的方向迈进。

    从账面数字来看，中国是全球招商引资竞赛中的大赢家。截至2006年底，我国内地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9.4万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919亿美元。

    然而，在这些漂亮的数字背后，存在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对外资企业的财税优惠等“超国民待遇”泛滥成灾，侵蚀中国财政收入并对内资企业构成了逆向歧视，进而激励假外资大规模增长；外资企业普遍存在转移定价行为导致中国合作伙伴权益受损、政府税收流失；外资垄断问题已不容忽视；外资过度深入中国敏感产业，对中国经济安全形成潜在威胁等。

    正因如此，随着“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观念的提出和深入人心，修订外商投资政策势在必行。

    在全球背景下考察，可以看到，就整个世界范围而言，近年来出现了限制性外资政策增多的趋势。从美国众议院2007年2月28日以423:0一致通过《2007年涉及国家安全的外资改革和增加透明度法案》，到俄罗斯重重设防保护本国战略性公司，不少国家相继出台了一个又一个限制性外资政策。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7年10月中旬发布的《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各国政府对外资采取的限制性措施无论是绝对数目还是占新外资政策的比例都在持续增长。2000～2006年，各国政府实施的限制外资政策数目依次为3项、14项、12项、24项、36项、41项和37项。据笔者计算，占当年世界各国新发布外资政策总数的比例依次为2%、6.8%、4.9%、9.9%、13.3%、20.0%和20.1%，而这项比例在1992～1999年间最低为0，最高为14.0%（1996年），超过10%的也只有1996、1997两年。之所以出现这种趋势，正是因为东道国对国际投资利益分配格局不满，力图改进。

    而对于中国来说，中国既是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发展迅猛的新兴对外直接投资大国，这一双重特征决定了中国的外资政策不可能选择鼓励或限制的两个极端，而必须选择适当的平衡点，并根据国内外环境加以调整。

    尽管中国的新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外资提高了门槛，但这是在对外资开放领域大幅度扩大的背景下实施的，就总体而言，鼓励类仍多于限制和禁止类，且鼓励类别项目增多。中国会继续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继续改善中国的投资环境，尽力保持对外资存量政策的连续性，会改进对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的保护，但中国有权利追求提高利用外资的效益，有权对外资增量提出更高的标准，有权对外资存量落实昔日在某些地区形同虚设的环境、劳工等法规。

    海外投资者须充分意识到，只有采用与中国利益协调的方式才能更好地开发利用“中国机遇”，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利益；与其被动地被环境推动前进，不如主动调整，适应环境变革；既要看到中国外资政策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新标准，也要看到创造了更多的新机会。对劳动者和环境保护标准的提高、工资水平上升，正在推动中国经济逐步从过度依赖外需拉动的增长模式转向更依靠内需拉动的模式，也将吸引外资越来越多地从面向出口市场转向面向增长提速的中国国内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