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的未来是“中国创造”，而支撑“中国创造”的是“自主创新”。―――这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命题了。
面对全球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又有哪家中国企业不知道应当通过品牌和技术两方面的创新来变换长期饰演的代工角色，赢得更多、更好的生存空间呢？
但是，你是否想过：那些有品牌也有技术的海尔、联想、华为等在自主创新领域不断大放异彩的中国企业，毕竟只是金字塔的塔尖；对于多数中国企业而言，谁来支撑他们的产品创新？怎样能够顺利走出自己的创新之路？是否存在一条所谓的“捷径”？而这条捷径的边上，会不会就是万丈深渊？这些问题都刺激着记者探索的欲望。
要“神话”不要“神化”
创意是一个能让腐朽变为神奇的“神话”。
盐城艺泉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顾殿军对此深有感触。由于在产品中融入了引领时尚潮流的设计和人工工艺，一件小小的玻璃器皿价值便可翻番，附加值比很多工业制成品还要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据顾殿军透露，艺泉的产品利润率一般可维持在40%～50%左右，其中5%的产品利润率超过100%，最高可达400%～500%。由于产品附加值较高，截至目前，艺泉并未受出口退税、汇率变化等外部因素影响，每年的出口量以50%的增速平稳提升。
这并不奇怪，根据美国工业设计协会的调查，在工业设计方面每投入1美元，其销售收入可以获得2500美元的回报。日本日立公司的统计数字也表明，每增加1000亿日元的销售额，工业设计的作用占据51%，而技术改造的作用仅占12%。
但是，对于大多数中国企业来说，选择通过工业设计等创意手段实现产品创新，还不仅仅根据从经济角度算的一笔帐。
当记者与国泰老总黄金兰聊及这个话题时，这位目前坐在江苏外贸第一把交椅的掌门人明确告诉记者：“自主创新对外贸企业难上加难，特别是在纺织、轻工这些传统行业，几乎无法实现根本性突破。当前，外贸企业的自主创新只能是更多地体现在产品款式、材质、工艺和能效等的设计差异化上。”
细细回味记者在第100届广交会上的一线观察，也基本印证了黄总的观点。或者正如长虹创新设计中心副主任叶根均所言：在缺少核心技术的情况下，工业设计能为同质化产品找到新卖点。由于核心技术的普遍缺失、自主技术标准进展的磕磕绊绊，“创意”与“设计”无疑成为当前“中国制造”晋升为“中国创造”的一条“捷径”。
当人们意识到这条捷径的存在，它就几乎要变成一条大路了。
据悉，联想新设计中心的80人团队组建以来，每年的花费要超过千万元；2006年长虹在设计上的投资也创纪录地达到了3000万元。毕竟，有上述两家如此雄厚实力的中国企业还在少数。据记者调查，目前，中国企业的研发经费主要来源于其销售收入，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普遍在1%左右。只有少数企业高一些。而主要发达国家的大中型企业这一比例基本维持在5％左右。
这些投入的收益是明显的，近两年，从德国红点、IF到美国IDEA、法国Janus以及日本的G-tark，几乎找不出哪个工业化国家的“设计奥斯卡”遗漏过中国企业。而不过在三五年前，中国的获奖记录仍然是零。
采访中，“我们会对设计部门继续追加投入”的表态不绝于耳。但是，也有部分清醒的业内人士指出，这种对“设计”的顶礼膜拜，使很多企业开始为了设计而设计，无限放大，别出心裁，并有推崇“另类”和“概念化”的倾向。当我们逐渐摆脱“拿来主义”的指责之时，对设计竞争力的“神化”，似乎正将我们引向另一个极端。
“神话”或许是不朽的，而“神化”终有走下神坛的一天。
这会是新的“盛世危言”吗？
要“助力”不要“阻力”
由最初的仿制阶段，逐步过渡到今天对品牌和技术创新的探索，并初涉基础层面的原始创新―――这是冯斌所描绘的春兰自主创新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国企业自主创新成长过程的缩影。
如果按“普及中普及”、“普及中提高”、“提高中普及”、“提高中提高”四个阶段来比喻，中国的自主创新还只是体现了第一个阶段的特征，而发达国家则进入了第三甚至第四阶段。冯斌感觉，目前，企业在“自主创新”中遇到的瓶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投入与产出的时空差距导致的回报预期的不确定性，容易使企业动摇创新信念，更注重短期既得利益。
二是，国内尖端、高级人才稀缺，使创新缺乏原动力；而多数企业规模和影响力的有限，也很难引起海外智力的兴趣。对此，相关专家的建议是，可通过专业院校为科研院所和企业培养高素质的工业设计研究和应用人才。
此外，加强在岗培训并通过国际人才交流与合作培养高素质国际化设计创新人才；通过邀请国外设计大师到国内讲学、进行项目交流，选派优秀设计人才到国外留学、短期培训等方式学习设计领先国家的理念和经验等，均不失为提高我国研发力量的妙计。
三是，创新环境有待完善。冯斌指出，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风险随时存在，企业要为创新营造一个良好环境，关键是要允许失败。
国内强大的“模仿”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欠缺，使很多企业家难享创新效益。这种外部因素造成的投入与产出比例的失衡若长期存在，将严重打击企业自主创的积极性。虽然企业在新品上市前，会尽量对相关技术资料进行保密，并通过在国内外注册商标和申请技术专利等达到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但仅靠企业单薄的力量很难有效解决问题，必须要大环境的改善和政策的配合。
要“对的”不要“贵的”
调查中记者发现，设立一个研发部门或一个研发中心，已成为多数中国出口企业的基本组成部分。比如，江苏国泰集团按行业划分，建立了纺织品、玩具、化工产品等6家设计打样中心；春兰集团的春兰研究院，不仅是国家级技术中心，也是一个博士后流动站；即便是广州天马摩托、浙江通领电器等众多民营企业，也都在近几年纷纷筹建了自己的研发设计中心。
而在研发模式上，这些企业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模式一：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这一创新方式被专家认为很可能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内资企业提高创新能力的主要途径。目前，我国很多沿海地区民营企业主要依靠此种创新模式，广州天马摩托就是一例。
其实，这还是受益于过去外资加工贸易企业的技术外溢。对此，记者颇有体会。2006年下半年到广东调研加工贸易时，记者结识的一批具有相当竞争力的高技术企业创始人中，大部分都有在加工贸易企业打工的经历，或者是通过为人代销产品，积累经验后自立门户。他们的创业经历，充分显示了加工贸易的溢出效应。一些老板坦言，如果没有当初众多外资公司在当地设厂，他们不可能开阔眼界。但是，如果仅停留在加工贸易阶段不思进取，不努力提升自己的研发能力，也就不会有今天广东民营高技术企业蓬勃发展的局面。
通过对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的引进、特别是消化吸收后的再创新，不仅民营企业，很多国有大中型企业也实现了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模式二：产学研联合创新这种模式是企业通过与高校、研究所的结合，进行自主研发与创新。它可以有效弥补企业创新能力薄弱的先天不足，也有助于减少实验室成果的浪费。
春兰集团进行的就是产学研的联合创新。其1994年筹建的春兰研究院，汇集了众多知名院校的教授、副教授等高级科研力量。目前全院共有科研人员300多人，研究生以上学历者居多。春兰空调总经理冯斌告诉记者，研究院各项投入不菲，一套高能电池生产设备就价值上亿元。
选择这种模式的还有浙江通领科技集团。董事长陈伍胜较早认识到了大专院校等研发机构的力量。其主要产品―――专供美国市场的GFCI接地故障漏电保护装置背后的技术支撑，就是与上海交大及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共同组建的研发中心。借助两个知名学府的研发力量，通领产品目前拥有了7项美国发明专利和29项中国专利，产品畅销美国50个州的主流市场。陈伍胜告知，其完全自主开发的零功耗永磁式电磁脱扣和电磁复位原理实现自动控制的漏电保护技术，已占领了目前国际同行业技术制高点。
冯斌指出，产学研联合的创新模式在中国还比较分散、周期也短，但这种模式在国外已相当成熟。据悉，英国芯片技术创新的80%来自剑桥大学；在美国，研究性大学被认为是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一员，2003年，美国全部研发经费中的14.2%被投入大学，仅次于产业界。近几年，日本也有近70％以上的企业正在实施各种形式的与大学等外部机构的合作研究开发。
在我国企业已深陷国际竞争的今天，市场竞争的严酷性使国内企业越发难以继续依靠外来技术作为自己的主要创新源。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开始通过与高校、研究所的结合，试图尽快解决自己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
模式三：原始创新这种创新在中国还主要由科学院、大学完成，企业独立完成的可能性较小。但在个别领域，也出现了企业原创的突破。
国泰集团下属的华荣化工是一家主要从事锂离子电池电解液和硅烷偶联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企业。在这两项产品的研发上，华荣化工实现的是纯粹的原始创新。据国泰集团董事长黄金兰介绍，目前这家公司锂离子电池电解液的生产和销售规模仅次于日本宇部和韩国三星，成为国内第一大、世界第三大锂离子电池电解液生产企业，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达到40%。该公司还拥有1,000吨硅烷偶联剂的生产能力，生产6大类60多个品种的硅烷偶联剂产品，产品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是我国最早出口硅烷偶联剂的企业，现有产品80%出口。
另一成功案例是春兰的高能电池。该项目自作为国家863研发项目，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立项，到2003年研究完成，花费了8年左右的时间，过程中得到了国家和省政府的资金支持。
但是，这种原始创新的风险很大。冯斌解释说，因为这种创新前期投入巨大，回报又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比如，春兰的高能电池，虽其技术已到达国际领先水平，但产品的“商化”尚需要一个长期、逐步降低成本的过程。产品上市后能否被市场认可，均未可知。企业要做好失败的心理准备。
模式四：通过国际兼并拥有知识产权和国外研发力量
TCL并购汤姆逊就是这一模式的现实演绎。当前，一些有实力的中国企业通过海外并购的方式，拥有了国外企业的知识产权、技术成果和开发力量，并借以提升自主研发能力。
目前，TCL旗下的设计团队就是汤姆逊原班人马组成，这使TCL在2006年在国际设计领域成功崭露头角。同样获益于收购的还有联想，他们继承了负责Thinkpad设计的日本大和实验式。
然而，这其中也不乏诸如明基并购西门子付出了8亿欧元沉痛代价的经验教训。
模式五：与国外研发机构合作，或委托海外设计
这种模式在中国还只是企业创新道路的一种多项选择。比如，长虹与韩国Inforbase公司、美国通用公司时常合作项目；海尔旗下的分公司海高设计从一开始就和日本GK设计集团合资。华为更是直接在海外设立了自己的研发机构，把国外的技术力量、研究成果为我所用。
模式六：系统集成创新这种创新在我国主要集中于技术装备领域，通过把各个环节的技术创新成果集中起来，形成一个解决重大任务的大型的装备，掌握其技术。我国很多汽车企业也采取了集成创新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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